2023年伊始，“憋”了三年的游客让旅游产业逐步“回血”。这个“五一”，与传统旅游城市一起火爆的，还有山东一座以前并不被大多数外省人熟知的城市——淄博。大火的淄博烧烤让淄博流量拉满，人们与其说是去淄博吃美味的烧烤，不如说是来为这座城市的“诚实”打卡。淄博烧烤的“诚”，是价格公道，是“不耍秤”“不坑人”。淄博的古街周村，明清时期八街九陌，喧哗非凡，为山东第一市场。如今，周村的“良心尺”“还金处”等体现“诚信”底蕴的小景点，令不少游客驻足。
旅游业的横截面，最能体现诚信与失信带给地方的影响。与淄博的明亮比起来，个别地方个别商家却丢掉了诚信，致使该地风评直下。某些地方“4菜1500元”“8个虫子卖60元”“手划船时间缩水一半”等“宰客”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令游客闹心；“五一”前夕，游客在某平台提前预订“五一”期间民宿，房东说自己破产不干了，游客退订后却发觉那套所谓要被卖出的房子重新挂了出来，价格比原先涨了200多元……
时间拨回到2014年，当年，国务院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白准确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种种措施。近几年，从微观的人际信任到宏观的消费信任、政府信任，诚实守信、履约践诺的社会氛围逐步浓郁。然而，在公民、社会组织与地方政府层面，有的失信行为仍旧在上演。
前不久，因为一笔1100万元的捐赠，中国矿业大学90后校友吴幽登上热搜，掀起全社会关于慈善伦理和诚实守信的讨论。早在2019年，中国矿业大学110周年校庆之际，校友吴幽承诺捐赠1100万元。然而，吴幽一直未能履行承诺，因此，矿大基金会将吴幽告上法庭。吴幽曾称治理的资金规模达46亿元，但在法院庭审过程中，他又改口称治理规模为2亿元。有记者调查发觉，吴幽的履历存在不实，其旗下的投资公司“镜湖资本”没有备案，其公开宣传的投资项目也多处不实。吴幽最终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曾几何时，公众人物或者影视演员“诈捐”事件，常常引发公众讨论其人设和人品，结局大都草草收场。一种观点认为，有法依法，将这种瓦解社会诚信体系的行为诉诸法律，或许并非坏事。
律师王鹏超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表示，法律意义上的失信人，是指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人。以前公民的失信行为多为以伪造证据、暴力、威胁等方法阻碍、抗拒执行等。如今，失信惩戒正逐步包纳往日被视为道德约束的行为，比如公共交通工具上违法占座、不文明乘车，闯红灯、物业费欠缴等。
今年4月初，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的一份通知，引起舆论哗然。这份名为《关于逐步加强和改进居住小区物业治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中引起争辩的条目，是将恶意拖欠物业费、维修资金的行为依照相关规定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站在我们的角度，当然支持将恶意拖欠物业费纳入个人征信。”一名物业治理公司的负责人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谈起自己的想法。该物业公司曾向小区业主征询“哪些服务不满让您不交物业费”，有的是对小区绿化不满，有的是对小区涨月租停车位不满。该物业公司重新在小区种植绿植，叫停了停车位租金涨价的政策，并针对业主提出的问题一一整改。之后，有的业主交清了欠费，但个别业主仍旧不交，给出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业主说在农村住了几十年，没有听说过物业费的说法；有的则表示，房产一直空置，凭什么交物业费？
有律师表示，业主是否主动交纳物业费往往和物业企业来提供的服务效果有很大关系。如果物业公司服务质量较差，业主便会拖欠物业费，不好界定业主是否属于恶意拖欠。拖欠物业费、维修资金属于一般的民事行为，不适合政府介入纳入个人征信。
征信泛化的利弊权衡，历来存在讨论、争议。前两年，某省卫计委明确献血记录与个人、单位征信体系结合；陕西某地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办法》，个人拒不履行分类义务将被纳入征信系统；浙江省拟将个人频繁跳槽，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有人认为闯红灯、公共场所手机声音外放等行为有违社会公德，也触犯了城市治理条例，但上纲上线到个人征信层面，有治理上“急功近利”“简单粗暴”“一刀切”的嫌疑，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导师沈毅龙就认为，需要详细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在社会救助等公共福利事项中，有的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冒领、骗取各项公共福利，审查机关有必要对不良的失信人提高审查密度，但设立公共福利事项的目的是帮扶低收入的困难家庭，因此，确定申请人经济收入与财产状况的真实性，就不得因其以往的失信状况而拒绝行政给付。
对处于社会“头部”的人群，公众对其有着更高的道德要求。不过，对于学术不端的惩戒鲜见诉诸法律，相关单位对此大都抱以“大而化小，小而化了”的态度。同济大学副教授王少表示，当学术不端事件在媒体上发酵，尽管有完备的治理机制，但在舆论影响下，治理机构难免会有所顾虑，而科研人员在未被确定有学术不端行为之前一般不应暴露其隐私，影响其日常学术活动。所以，无论是出于维护侵害对象权利、保护科研人员学术自由，还是出于规制治理机构的权力行使的目的，都必须要逐步完善启动机制。
《论语》中，孔子与子贡讨论时政，道出了“民无信不立”的箴言。后人据此引申出“人无信不立,事无信不成，商无信不兴”的说辞。在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过程中，又降生了“市有信则立，市无信则废”的说法。但在经济活动中，有的商家商户将诚信经营的理念束之高阁，为了追求极致利益，以次充好，虚假宣传，视法律和法规如无物。
孔子是儒家最早对诚信思想进行系统阐述的人。孔子对诚信思想的论述大多分布在在 “信”字的阐述上。
最近几年，公众的关注点不仅局限于农贸市场缺斤少两的欺诈行为，关系到每个公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问题，更是在每年的“3·15晚会”前后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今年，除了曝光传统的食品安全“老大难”问题外，方兴未艾的医美行业同样爆雷。
该行业里，出现了一批批“妆字号”的美容针。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妆字号”的产品，只能外用，不能拿来注射。但是医美行业一些从业者，将这一些产品用作注射产品，这里面有些甚至是三无产品。
“医美行业乱象多，是由于买卖双方信息差太大。”某医美行业从业者任文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比如说所谓的打瘦脸针,实际上的意思就是注射肉毒杆菌毒素,使咬肌失去咀嚼功能以达到萎瘦脸的目的。肉毒杆菌毒素并非高科技产物，一针的成本几十到几百元不等，卖给消费者少则一两千多元则三五千元一针。有的医美行业从业人员没有相关的医师执照，非法行医、使用假冒伪劣产品的情况较多。
由于服务效果、标准及费用不明晰，医美公司可操作空间大。任文说，自己负责的一名顾客在两年前进行了肋软骨隆鼻手术，但效果未达到预期，该顾客这两年一直在与公司扯皮。谈到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公布的《医疗美容消费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任文悲观地认为，信用体系的建立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一纸合同可能并不能起到太大的作用。目前医美行业不少大供应商与大公司，都有“莆田系”的身影，要在行业内建立诚实守信的经营氛围，商业垄断、市场监管等深层次的问题，也亟需解决。
“不管是新兴行业还是传统行业，‘欺上瞒下’的失信行为都大量存在。”在某省会城市从事建筑和市政设施建设工程承包近20年的周华，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讲述起经历过的“造假”经历，自嘲且无奈。
“围标串标，违反《建筑法》将工程层层转包，行业内有几个公司没参与过这些事？”周华谈起一名同行参与某社区污水处理系统建设的事情。当时，某地污水直排入河，居民怨声载道，当地政府下拨两百多万在社区新建污水处理系统。钱拨下来后承包商建了一个空壳，消毒设备和污泥压滤机等设备迟迟未安装。督查检查来了怎么办？有人想到一个办法，每次督查检查组来之前，用竹竿不断搅动化粪池，造成污水处理设备正在运作的假象。
“搅几下就挣一百多万元，当时在我们圈里成了‘经典案例’。”周华表示，“奇特的是，这样糊弄的工程竟然验收了，还一次次骗过了来督查检查的人。最后，还是老百姓受气啊。”
一名从事建材销售的商人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表示，给甲方供货经常遭遇不得不为的“造假”。比如明明供应的是小一圈的钢筋型号，但对方要求按照大一圈的符合建筑合同的型号开发票。结果是，不符合安全要求的建材被用上了，被坑的是买房的客户，后面假如慢慢的出现安全事故，作为供应商的自己也脱不了干系。问题是，不虚开发票几乎没办法在行业内立足。
该商人表示，处于市场中的各方、各行业都面临“差序格局”的人情信任，这种人情信任实际是商业失信，导致市场交易内耗多，商业成本增加，虚假泛滥。破除这种人情信任还任重道远，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除了政府要加强监管，企业本身应该创新治理模式，建立诚信制度，以声誉赢得客服信任。
“合同签了，对方想毁约就毁约，没有一点赔偿，合同简直成了一纸空文。”某公司负责人向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讲起被某县机关“放鸽子”的事情，仍旧愤愤不平。原先，该公司在该县某机关某展馆打造的竞标中中标。签订合同后，该公司开始设计展馆方案，不想，在开工之际，被对方告知展陈工程不能交给该公司。
对于该县机关的单方面毁约，该公司负责这个的人说无奈，因为以后还会与其有业务来往，“不好撕破脸把事情闹僵”。后来，该公司的工作人员从另外的渠道得知，由于该县某县领导介入，该县机关将展馆打造工程交给了这名县领导“信得过的人”。
“在一些市政设施建设工程建设中，这种事情更加稀松平常。”周华说，“新官不理旧账嘛，特别是有的地方‘一把手’比较强势，有可能将前任的建设规划完全推倒重来。”
实际上，早在2019年，最高法就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根据《规定》，以政府换届、领导更替为由毁约的要承担法律和经济责任。但在实践中，企业和投资人往往为弱势的一方，面对地方政府单方面毁约，极少诉诸法律。
业内人士表示，政府成为“老赖”的问题大多在于一些地方政府权力太过任性，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缺乏监督、问责制度。加之“民告官”中政府部门应诉率低，不少单位或个人碍于胜诉难度大、即便胜诉也不一定可以顺利执行等原因，挑选自己吃“哑巴亏”。
目前能查询到的典型案例，还是2017年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例。江西奉新县人民政府因拖欠某公司的工程建设、投资收益等共计约3.2亿元，奉新县人民政府被依法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有律师解读称，这样的一种情况，县领导将被限制高消费，在此案中，就是时任奉新县长被“限高”。
若不走法律程序，舆论监督则显得很重要。2019年，有新闻媒体报道了陕西省咸阳市彬州市被邢台国资委举报欠其下属酒店800多万元的事件。“官告官”的舆情迅速引起热议，随后陕西省纪委监委介入，彬州市政府才一次性结清剩余欠款。同年，吉林省四平市挪用1.9亿元用于建设203国道的专项经费，导致实施工程单位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一年多，也是经新闻媒体报道引起舆情发酵后，在交通运输部督办之下方才解决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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